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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鲁迅等作家的杂文创作： 上海十年，作为自由撰稿人的鲁迅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杂文的写作中，虽然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对鲁迅的杂感总是褒贬不一，但鲁迅仍旧依然故我的创作着他自《新青年》“随感录”时期就十分得心应手的杂文，或许对鲁迅先生来说无论内容还是形式，他认为杂文是最契合他的，也是最契合时代的。所以他说“‘中国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  由于时代的影响，鲁迅后期杂文表现出和前期杂文文化批判的主调不同的内容，它最紧密地联系社会现实，涉及政治斗争、文艺论辩、社会批评诸多方面，最全面、深刻、有力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本质面貌。而后期杂文的笔力仍然是一贯的鲁迅风格，“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鲁迅后期杂文按时间先后排序主要包括《而已集》共收杂文二十九篇，均于1927年作，其中有二十四篇作于“四一二政变”后，反映了当时血的现实。《三闲集·序言》中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 《而已集》题辞道：“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鲁迅满怀义愤用不同方式来控诉国民党的暴行，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小杂感》、《可恶罪》、《谈“激烈”》、《扣丝杂感》。另外严酷的现实使鲁迅反思自己的思想，进化论开始轰毁，如《答有恒先生》。《三闲集》着重论述了革命文学的问题，共收杂文三十四篇。1927年作八篇，是《而已集》的补遗，1928年作十四篇，1929年作十二篇。这些杂文主要是参加“革命文学”论争，其中提出许多自己关于革命文学的见解，是比较客观又有见地的。如《文艺与革命》：“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但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继承文化遗产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论述了“为人生”派小说发展的历史，是价值很高的研究论著。鲁迅后期的杂文在艺术手法上或借古讽今，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或旁敲侧击，如《文章与题目》；或虚中有实，如《夜颂》；或小中见大，如《拿来主义》。 他的杂文是鲜明的典型性、生动的形象性和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知识的结合，取得了艺术性和思想性高度统一的效果。 受鲁迅杂文的影响，左翼作家写出了许多战斗性、批判性的杂文，其主要发表在《萌芽月刊》、《前哨》、《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海燕》、《芒种》等“左联”刊物和外围刊物上，形成杂文创作的繁荣景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瞿秋白、茅盾、唐弢、徐懋庸、聂绀弩等。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常州城东南角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楼。这八桂堂是时任湖北布政使的瞿秋白的叔祖父瞿赓甫的住宅，因大厅前后花木繁多，其中有长得比较挺拔的八株桂花而得名，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瞿秋白，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袖之一，同时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散文作家。他1921年创作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集子，描写从中国到俄国的旅途及在莫斯科的见闻感受，形式活泼，文笔洗练。作为鲁迅的知己，瞿秋白也是出色的“鲁迅风”杂文家，《民族的灵魂》、《流氓尼德》、《财神的神通》等反响很大。1933年他选编了《鲁迅杂感选集》，并提笔作序精辟论述了鲁迅思想的发展过程和鲁迅杂文的艺术价值。瞿秋白临终前撰写的近两万字的散文《多余的话》，坦诚回顾审视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和思想，结尾部分流露出对妻子女儿的眷恋，对青山秀水、美丽世界的留恋，读来感人至深。除瞿秋白外唐弢的《落帆集》中的散文诗和杂文，也秉承了鲁迅风格，简明而有文采，笔致锋利，击中要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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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后期杂文及其他散文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