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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写于1941年初夏，同年5月至9月在香港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上连载，10月由上海华夏书店出版单行本。这部小说就是以当时的社会现实为背景的。1941年前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武汉失守后，蒋介石缩进四川重庆，变消极抗战为积极内战，加紧推动反共卖国政策，对共产党人大杀出手。1940年江苏省的国民党军队围攻新四军陈毅支队，陈毅率部奋战苏北黄桥，予以迎头痛击。1941年1月又策动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引起中外震惊。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以汪精卫为头目的国民党政府的傀儡政权。汪精卫以“和平反共”为旗号，极力协助日本侵略者对蒋介石进行诱降活动，蒋介石则以加紧反共步伐，作为投降的步骤，蒋汪相互勾结进行肮脏的卖国勾当。对大后方重庆，蒋介石则实行严酷的法西斯特务统治，国民党的官员、特务都借手中的权力大发国难财。 2.主要内容： 《腐蚀》是一部日记体的长篇小说，虽然以揭示女主人公赵惠明的内心世界为主，但和茅盾以往的创作倾向一样，作品仍旧是在上述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上述重大历史事件在作品中都有涉及。《腐蚀》通过赵惠明的生活经历、思想历程，揭示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青年知识分子何去何从的问题。 小说主要描写了两部分内容：一是暴露国民党特务统治的残酷性。在重庆，特务组织无处不在，他们派遣特务潜入大学文化区密察、暗访，掌握进步学生的动向，跟踪、陷害进步青年，严刑拷打、杀害革命者，使用威逼、利诱手段，拉拢腐蚀不名真相的青年，使他们误入歧途。特务内部也明争暗斗，大特务、小特务、汪派特务、蒋派特务，各色人等都为了自身的利益，互相监视，栽赃陷害。二是描写革命者不屈的斗争，预示着抗战的进步力量不可战胜。比如赵惠明过去的爱人小昭被捕入狱后，特务对他严刑逼供，又用赵惠明做诱饵收买他，但这个既有感情，又有坚强信念的革命者宁死不屈，英勇牺牲。此外，还有赵惠明的中学同学萍及K等进步青年，利用合法身份和特务进行巧妙的地下斗争，揭露国民党的反共卖国伎俩，最后赵惠明也在他们的感召之下弃暗投明。以上内容都通过日记的记述者赵惠明来表现的。 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就是日记的记述者赵惠明，她一位二十四岁的女性，个性好强，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中学时代曾经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参加过反蒋爱国运动，后来学校当局向她父亲告状，家里断绝了她的经济来源，她从此脱离家庭。她当过小学教师，后来投身抗日队伍，参加战地服务团。她和小昭相恋同居。抗战初期她还是一个单纯、进步的知识女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情况日趋复杂，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加强了法西斯统治，布下特务网，使许多不名真相的青年误入歧途。国民党特务希强用卑劣无耻的手段“提拔”她，种种逼胁诱惑，都集中到她这个涉世未深的女子身上，她为了使自己的生活过得舒服些和小昭分道扬镳，充当了国民党的一名小特务，从此陷入罪恶的深渊不能自拔，精神处于极度的矛盾痛苦之中。一方面极端憎恶自己的环境，一方面又一天天鬼混着。她进特务圈五、六年，尝尽了甜酸苦辣，心变得冷酷了，不过她还没有彻底堕落，良心没死尽，还有羞耻心。这样她内心也就更痛苦，性格更复杂，表现出多侧面的人格，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做好人嫌太坏，做坏人嫌太好”。  她常常痛恨自己，但又被逼无奈，怀着强烈的报复欲，她和周围的大小特务明争暗斗，为的是保全自己，她清楚地意识到“在这样的环境中，除非是极端卑鄙无耻阴险的人，谁也难于立足，我还不够卑鄙，不够无耻，不够阴险！我只不过尚留有一二毒牙，勉强能以自卫而已”。见到小昭后，她心情非常复杂，她既要保全她仍爱恋着的小昭，又要保全自己，于是劝小昭能自首。当上司发现她工作不忠时，为使自己能过关，她不惜供出了小昭嘱咐她保护的同志K和萍，过后她又自悔、自责、自慰。她知道手上沾过纯洁无辜者的血，虽然她也是牺牲者，但她不愿借此宽恕自己。 最后，小昭的牺牲震动了她，使她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面目，毅然倒戈。她先是帮助K和萍逃走，又巧妙地营救了和她同命运的女青年N，然后自己出走，走上自新的道路。赵惠明的经历，深刻揭露了国统区国民党统治的反动、丑恶、残酷的本性，真实地再现了一些失足青年走向新的道路的心灵历程。3.艺术手法： 作品突出刻画了人物的内心情绪世界。 ① 心理分析手法：借鉴西欧小说剖析心理的手法，反复描写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 如对出卖了K和萍又没救成小昭后赵惠明的矛盾、复杂心理状态的描写。 ② 在事件的展开，人物的活动、对话中透视人物的心灵世界：如赵惠明到舜英家做客，接触到各色人等，汪派汉奸希强，松生、舜英夫妇；蒋派高级特务何参议、陈胖子等。舜英本想拉赵惠明入伙，赵惠明则察言观色，周旋其间，各派人物虽表面寒暄，但话里有话，其内心的隐微之处亦被透现出来。 ③ 通过景物描写、气氛烘托展示人物的精神状态：《腐蚀》的语言除原有的细密的特点外，还成功地运用口语，吸取古典文言简洁的表现手法，使其语言更洗练，文采斐然。 《腐蚀》通过塑造被国民党特务统治腐蚀而又走上自新道路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控诉了国民党残酷的法西斯统治。艺术上采用西方小说的日记体形式又成功地融合进民族的形式，形成精致而又蕴藉的艺术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