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曹禺《原野》的评论 |
这可以算是迟来的《原野·跋》──和当年的《雷雨·序》、《日出·跋》一样，充满了不被理解的痛苦与自我辩解：我们早就说过这已是曹禺戏剧生命及其创造者的“宿命”。
但我们却因此得以窥知曹禺当年创造的苦心。
曹禺在这里说《原野》“是抒发一个青年作者情感的一首诗”；我们很自然地联想起曹禺说过，《雷雨》“写的是一首诗”：《原野》与《雷雨》之间确实存在着内在的深刻联系。
曹禺说，《雷雨》可以说是他的生命的“蛮性的遗留”，“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于是，在《雷雨》里，他创造了“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的最“雷雨的”性格──蘩漪；甚至在《日出》里也借着小工打夯的歌声，让观众感觉到“一个大生命浩浩荡荡地向前推，向前进，洋洋溢溢地充塞宇宙”。但是，不仅是读者（观众），恐怕更重要的还是作者自己，都会觉察到无论是《雷雨》了的周公馆，还是《日出》中的大旅馆，天地都过于狭窄，容不下那“宇宙的大生命”，对于死死揪住作者心灵的“魔”更是一种有形无形的束缚。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曹禺的本性，他的内在生命要求，是要创造一个“原始的蛮性的世界”在《雷雨》里，借助于蘩漪（或许还包括周冲与周萍）仅仅偶露“峥嵘”，在《日出》里就被推到了幕后。这无疑对于曹禺的内心世界形成了一种压抑，于是又激起了更加巨大的生命冲动──他要寻找一个更加阔大、自由的空间，让他的已经达于饱和的内在激情、欲望，他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力，冲决而出，作天马行空般的自由驰骋。
这是生命的寻找，更是艺术的寻找。
曹禺后来回忆说，当他读到波斯诗人欧涅尔的一首小诗：“要你一杯酒，一块面包，一卷诗，只要你在我的身旁，那原野也是天堂”，他的心怦然而动：这就是他所追求的。
是的，“原野”，这正是曹禺生命的呼唤，心的归趋。──也许从幼年时，在宣化的后山小溪旁看见那株据说有百年以上的历史的“神树”，猛然间感到充满神秘与恐惧的那一刻起，曹禺即在酝酿着这生命的呼唤。
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原野》正是曹禺第一阶段的生命创造的最后归趋。这是“生命三部曲”，《雷雨》是开端，经过《日出》的顿挫，到《原野》才得到真正淋漓尽致的发挥。
而且，我们还注意到鲁迅对天马行空的“大旷野精神”的呼唤，联想起他的《野草》：“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她于是抬起眼睛向着天空，并无言词的言语也沉默尽绝，惟有颤动、辐射若太阳光，使空中的波涛立刻回旋如遭飓风，汹涌奔腾于无边的荒野”──曹禺的《原野》与鲁迅的《野草》确实存在着内在的精神的相同。扩大了说，对于“大旷野精神”的呼唤也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内在追求，“原野”（“旷野”、“荒原”……）意象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意象，它以各种变体出现在不同作家的创造中。在这个意义上，曹禺的个体生命创造，也是属于他的时代的。
因此，在《原野》里，“原野”不仅是戏剧的背景，“人”活动的环境，它本身即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存在。曹禺曾经说过，他的《雷雨》原有第九个角色，那就是“称为成‘雷雨’的一名好汉”，但因为它没有出场，“演出的人们无心中也把他漏掉”，因此演出中，“总觉得台上很寂寞的，只有几个人跳进跳出，中间缺少了一点生命”。现在，在《原野》中，这剧中人之外的“第七个角色”终于出场，不仅以它独特的存在影响着剧中人的生命形态，而且给观众（读者）们以极具魅力的诱惑。
大幕初启时，我们看到的是它的第一个形象──
“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 ……
巨树有庞大的躯干，爬满年老而龟裂的木纹，矗立在莽莽苍苍的原野中，它象征着严肃、险恶、反抗与幽郁，仿佛是那被禁梏的普饶密休士，羁绊在石岩上。……
远处天际外逐渐裂成一张血湖似的破口，张着嘴，泼出幽暗的赭红，象噩梦，在乱峰怪石的黑云层堆点染成万千诡异艳怪的色彩。……”
这是一个多少有些“人化”了的自然，有着某种象征的意味，自然力中暗含着关于人的命运的神秘暗示：被压抑着生命（“巨树”），永远不能满足的欲求，对于远方永远也达不到的自由天地的渴望（“天际外”）：以后，我们将会看到，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剧中人的生命内涵。
直到第三幕，戏剧真正进入高潮时，它才显出了本来面目──
“森林充蓄原始的生命，森林向上冲，巨大的枝叶遮断天上的星辰……
森林是神秘的，……
森林里到处蹲伏着恐惧……树叶的隙缝间渗下来天光，闪见树干上发亮的白皮，仿佛环立着多少白衣的幽灵。……”
诚然，如剧作者自己所说，“这里盘踞着生命的恐怖，原始人想象的荒唐”；但这也正是“原始的自然生命”的魅力所在：那“神秘”以至“恐惧”的背后，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孕育着无数新的“发现”的可能──而“生命”的本来意义与兴味也正在这源源不断的发现与可能。更重要的是，这原始的“恐惧”与“神秘”能激发种种荒唐的想象，也即幻想，如鲁迅所说，幻想表现了“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的“超越”的精神的追求，这也正是“人”的生命本质的一种实现。因此正是这个仿佛有“鬼”出没于其间的神秘、恐怖的“原野”中的“森林”世界，才能够容纳以至创造充满活力的真正的生命，这是生命的“强者”的世界。
剧作家曹禺“不可言喻的憧憬”，他自身的种种“想象”都源于此，因此，他坦然宣布，真正属于“他”的生命创造物只有到了这里才“显得异常调和”──在《雷雨·序》里他早就说过，“在《雷雨》的氛围里，周蘩漪最显得调和”；现在，在仇虎身上，他又重复了这句话：“仇虎到了林中，忽然显得异常调和”，并且说：“在黑的原野里，我们寻不出他一丝的‘丑’，反之，逐渐发现他是美的，值得人的高贵的同情的”。剧作家还发现了生命的升华：在这原始的自然里，仇虎身上曾经沾染的“狡恶、机诈”“逐渐消失”，花金子也“由对仇虎肉体的爱恋而升华为性灵的”。曹禺把与原生形态的自然“异常调和”，并在其中获得生命升华的“人”称为“真人”（这又使我们想起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所说的不吃人的“真的人”），这其实是表现了他的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以上所有的一切描写，连同《原野》本身，实在都是剧作家曹禺“想象”的产物，是他心中的“诗”。
| 摘自《大小舞台之间 曹禺戏剧新论》钱理群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