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围城》的三层意蕴 |
第一层，是比较浮面的，如该书出版序言中所说，是“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具体讲，就是对抗战时期古老中国城乡世态世相的描写，包括对内地农村原始、落后、 闭塞状况的揭示，对教育界、知识界腐败现象的讽刺。
《围城》用大量的笔墨客观而尖刻地揭示出种种丑陋的世态世相，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4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落后景致与沉滞的气气氛。这个描写层面可称为“生活描写层面”。以往一些对于《围城》的评论，大都着眼于这一层面，肯定这部“反映”了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矛盾，具有“认识”历史的价值。因而有的评论认为，《围城》的基本主题就是揭示抗战时期教育界的腐朽，批判站在时代大潮之外的知识分子的空虚、苦闷。这样归纳主题不能说错，因为《围城》的“生活描写层面”的确带揭露性，有相当的认识价值；但这种“归纳”毕竟又还是肤浅的，只触及小说意蕴的第一层面。
如果不满足于运用“通过什么反映什么”这个容易却往往浮面的批评模式，而更深入思考作品“反映”的东西是否有作家独特的“视点”，这就更深一步发掘到《围城》的第二个意蕴层面，即“文化反省层面”。
《围城》是从“反英雄”角度写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其“视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作品中显示出独特性：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者的道路，而企图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作者的着眼点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且并非像五四以来许多作家所已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刻画旧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去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从“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过对一批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实现这种反省与批判。
《围城》试图以对“新式”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群）的心态刻画，来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这正是作品的深刻所在。“五四”以来新小说写知识分子的很多，但《围城》无论角度还是立意都与一般新小说不同。在“五四”时期，新小说多表现知识者对新生的追求，人道主义旗帜下所高唱的是个性解放的赞歌，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再是儒雅文弱的传统文人，他们在气质上往往都有一种青春期的热情，所展示的姿态也几乎就是反传统的“英雄”。30年代，革命文学中的知识者更是凌厉的“斗士”，尽管“政治化”使这些“英雄”的个性一般都显得空泛。到40年代，特别是抗战之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的“英雄”色彩就淡多了，作家们开始比较冷静地回顾与探索他们所走的道路，作品普遍弥漫一种历史的沉重感。《围城》是40年代这种小说创作风气中所形成的凝重深刻的一部。它不止于探索知识者的道路，而要更深入去反省知识者身上体现出来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得失，或者说，通过知识者这一特殊的角度，从文化层次去把握民族的精神危机。《围城》里面有的是机智的讽刺，而这些讽刺所引起的辣痛，无不牵动着读者的神经，逼使他们去思索、去寻找传统文化的弊病。在《阿Q正传》之后，像《围城》这样有深刻的文化反省意识的长篇小说并不多见。
那么，这部长篇为什么要以“围城”为题呢？读完这部小说，从这题旨入手反复琢磨作者的立意，我们也许就能越过上述两个层面的意蕴，进一步发现小说更深藏的含义——对人生对现代人命运富于哲理思考的含义，这就是作为作品第三层面的“哲理思考意蕴”。
《围城》的情节既不浪漫，也没有什么惊险刺激的场面，甚至可以说有点琐碎，并不像同时代其他长篇小说那样吸引人。这部小说的真正魅力似乎主要不在阅读过程，而在读完整本之后才产生。读完全书，再将主人公方鸿渐所有的经历简化一下，那无非就是，他不断地渴求冲出“围城”，然而冲出之后又总是落入另一座“围城”，就这样，出城，等于又进城；再出城，又再进城……永无止境。
综观这部长篇的结构，如果要“归纳”出主人公的基本行动的“语法”，那就是：
方鸿渐的行为 = 进城 → 出城 → 进城 → 出城……
这就是说，方鸿渐永远都不安分，永远都不满足，因而永远都苦恼，因而他总想摆脱困境，却处处都是困境，人生旅途中无处不是“围城”。
这一切对于这位懦弱的主人公来说，似乎始终是不自觉的。他完全处于一种盲目的状况，几乎是受某种本能的支配，或者更应该说，受“命运”的支配，永远在寻求走出“围城”，而事实上却是不断地从一座“围城”，进入另一座“围城”。这进进出出，是盲目的行为，而且终究都是“无用功”。
《围城》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个结构呢？
作总体分析，这结构带总体象征意味，寄寓着作者对人生更深的哲学思考，概括起来就是：人生处处是围城。作品象征地暗示于读者：“城”外的人（局外人）总想冲进去，“城”里的人又总想逃出来，冲进逃出，永无止境。超越一点儿来看，无论冲进，逃出，都是无谓的，人生终究不可能达到自己原来的意愿，往往是你要的得不到，得到的又终非你所要的。人生就是这么一个可怜“寻梦”。
从《围城》第三层面的意蕴，也就是“哲理思索层面”来看，这部小说已经蕴含着类似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普遍出现的那种人生感受或宇宙意识，那种莫名的失望感与孤独感，真有点看破红尘的味道。在4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出现这样的作品，恐怕也可以说是透露着战后社会心态的一个侧面。这种有超越感的命题，在同时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被表现得突出而充分，但在中国文学中却凤毛麟角。四五十年代的中国读者几乎忽略了《围城》的“哲学思索层面”的意蕴，人们那时毕竟热衷于执著现实的作品。
直到当今，我们才越来越体会到《围城》特有的艺术魅力。这魅力不光在妙喻珠联的语言运用，甚至也不光在对世态世相谐谑深到的勾画，主要是在其多层意蕴的象征结构以及对人生社会的玄想深思。
《围城》是一个既现实又奥妙的艺术王国，只要进入疆域，无论接触到哪一层意蕴，总会有所得益，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转自：《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学习指导》温儒敏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