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子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三部曲：在自食其力的劳动中充满自信与好强；在畸形结合的家庭生活中苦苦挣扎而终归失败；在绝望中扭曲了灵魂而堕落成走兽。祥子是来自乡村的青年劳动者，既有农民的勤苦诚实、沉默单纯，又有农民的结实硬棒。“他确乎有点象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用三年的劳苦，凑钱买了一辆新车。但是新车被逃兵裹走，只在荒乱中拉回值得车资三分之一的三匹骆驼。他并没有因此失去生活的信心，凭着一股倔劲，早出晚归，招揽着给别人拉包月，想多赚点钱，重新买车，“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宗教”。他难免带有点小生产者的狭隘，往往与饿疯的野兽一般与同行争生意。但是依然不乏小生产者的质朴，他失手跌断主人的车把，主动要求处罚和辞退；他不愿让女佣拿自己的钱去放债，宁可存在闷葫芦罐儿里面；他同情饥饿衰老的车夫，毫不犹豫地买了十个羊肉馅包子给他。祥子是以农民般的纯洁心灵，心无旁骛地追求拉自己的车这样微末的希望的。但是黑暗的社会连如此微末的希望也毫不留情，孙侦探洗劫了他的存款。在祥子走投无路的时候，虎妞使他的人生道路发生偏斜，即促使这个局有农民气质的劳动者加速“市民化”。祥子虽然毫不在意于刘四爷的六十辆车子，但虎妞诳称已有身孕，这位诚实的劳动者便感到自己是一条逃不出她的绝户网的小鱼。他不愿离开车夫同行，他又不能不委屈、羞愧与无可奈何地向刘家父女投降。在虎妞与刘四爷闹翻的时候，他站在虎妞一方，一旦与虎妞成亲，他又感到自己娶了一个会骂他也会帮他的母夜叉。他为花花绿绿的新房、游游逛逛的生活感到闷气和渺茫，感到自己“不是人，而只是一块肉”，他独立的人格受了夫妻伦理的损害。祥子毕竟还是祥子，尚未褪尽劳动者的本色，尚未改变“拉自己的车”的人生目标。他无法改变虎妞的生活恶习，但他没有驯顺地服从虎妞给他规划的生活道路：做买卖，或买几辆车吃租金。他依然是个“车迷”，他甚至威胁虎妞：“拉车，买上自己的车，谁拦着我，我就走，永不回来了”！
虎妞在听到刘四爷盘卖车厂，不明去向的消息之后，终于成全祥子买车自拉的愿望，但祥子不时感到疲乏和生病，虎妞的肉欲已使这个树一般坚壮的身体开始枯萎了。总之，与虎妞的共同生活，使祥子受到相当程度的“市民化”的侵蚀，他已在人格独立、身体健壮和生活方式诸方面，不同程度地失去了“农民—车夫”的完整性。虎妞的难产而死，是祥子生活转折的另一个重要契机。他卸去了精神上的严重束缚，完全有可能在正常、健康的社会环境中复活他的劳动者的本色；同时他也卸下了家庭生活的责任，在黑暗污浊的社会环境中又完全可以接受了“市民化”的消极一面，下滑到堕落的深渊。为虎妞送殡，他卖了车，从而失去半个饭碗。小福子是他理想的人，但他无力负担她的老父稚弟的生活，失去了重新建立家庭的资格。生活的无穷无尽的磨难是要索尽灵魂的代价的。他不再想从拉车中获得任何光荣，逐渐沾上烟、酒、赌。他也看破了体面，下贱地接受主人的姨太太的引诱，横蛮地在大街上寻衅打架。那个懂得“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好人曹先生也无法挽救祥子的生活和灵魂，当他想把祥子和小福子安排在自己家中为佣之时，小福子早已被卖进妓院，并吊死在树林中了。这种毁灭性的打击，摧毁了祥子的希望、美德和整个灵魂，使之成为“文化城”失了灵魂的走兽，个人主义难能救药的末路鬼。祥子的悲剧是深刻的，因为它具有人生悲剧、家庭悲剧和心灵悲剧的多重性，其结局的悲剧苦味是浓得化不开的。
|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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