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代表作
　　她四十年代的小说以《金锁记》和《倾城之恋》最为优秀。张爱玲的小说大都取材于沦陷前后的香港和上海的中上层社会人们的生活，揭示在不可避免的时代沉落中人的生存状态。她描写的多是婚姻恋爱的故事，表现男女间的感情纠葛，她以自己独到的生活感受来观照生活、叙写故事、剖析人物间的感情关系，深入探寻人性的复杂性。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写了许多千疮百孔、残缺不全的人伦感情。
　　张爱玲作品的基调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苍凉。就像她自己所说“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这就是她作品的主调。
　　《金锁记》是被傅雷先生评价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的小说，作品描写了一个旧式大公馆──姜公馆聚散离合的故事。
　　在《金锁记》中塑造的最成功的形象就是主人公曹七巧。她是一个戴着黄金枷锁的人，她之所以到姜公馆嫁给一个残废人是为了钱，最后钱到手了，她却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残废人，表面上她是自己继承的遗产的主人，而实际上她已经异化为金钱的奴隶。
　　作者通过多侧面的描写，成功地塑造了在黄金的枷锁下，一个扭曲变形的人。她是一个有强烈的占有欲，疯狂的报复欲，但却空虚、孤独的可憎、可怜的旧式女子，曹七巧的形象血肉丰满，耐人寻味。
　　《倾城之恋》则写了一个上海女子的香港“传奇”，小说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婚恋的故事，白流苏本是一位大家闺秀，出嫁后与丈夫不合，离婚七、八年，在白公馆里生活寂寞，积蓄快要被兄长找借口花完了，还随时遭受娘家人的冷眼。范柳原是一个私生子，他父亲在中国本有妻子，到英国经商搞上了一个华侨女人，后来范柳原父母双亡，他回国接受遗产。他是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和白流苏“恋爱”不过是想找这位中国味儿十足的女人做情人，换换口味，调剂空虚的生活。而白流苏不过是想以最后的资本──三十岁的青春，靠范柳原的钱财，过下半辈子安逸的生活。双方各自怀着自私的打算，费尽心机地搞着恋爱的把戏，实际等于上等调情。范柳原想让白流苏自愿做他的情妇，可以不担任何责任，白流苏则一心想结婚以有物质保障。小说结尾，因香港战事，两个人终于因环境所迫结了婚。在生死面前，他们似乎才感觉到了一点真情。
　　张爱玲借用了一个“准才子佳人的故事”，在中西文化交错的畸形背景中演绎了世间一对普通男女瞬间的真情，而获得这种“团圆”的代价却是整个香港城市的倾覆，张爱玲化用传统的“倾国倾城”的典故，而她透视人间事、人间情的角度是令人震慑的。“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张爱玲化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象为己用，使传统文化之美与现代的文学创作珠联璧合，相映成趣。她描写现代男女乱世情恋的小说取名《倾城之恋》，化汉代李延年《佳人歌》中的“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句，但却非用原意，而意指作为小说背景的香港陷落。如同张爱玲的小说集取名“传奇”而却是在写一些小人物的小事情一样，她的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面寻找传奇，表达一种人在时代之中“由普遍人物，普遍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的现代意义上的悲剧感。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在诗经的注解里，契为合，阔为离，死生契阔就是生死离合的意思。生死离合，与她已 山盟海誓。握住她的手，与她偕老到白头。
　　张爱玲的小说无论是写残损不全的人伦感情，还是小说的总体气氛，都呈现出一种阴冷、苍凉的调子。例如《金锁记》里开头就写到月亮：“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象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倾城之恋》里反复写到“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茉莉香片》一开头就写道：“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小说中描写刘妈和言丹朱对聂传庆格外亲切，而聂传庆却反觉厌恶，就像“寒天里，人冻得木木的，倒也罢了，一点点的微温，更使他觉得冷得彻骨酸心。” 张爱玲小说所透现出的苍凉之感，既是作家主观感受的艺术化的再现，也有战乱岁月在作家心理上的投影，她觉得人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张爱玲的小说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的悲哀。这两种性质的巧妙的融合，透现出特有的苍凉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