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上的屈原，生在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278年，是战国时楚国的大政治家、大诗人。基本的政治主张是改革内政，合纵抗秦，但在当时受到楚国亲秦派的反对，并因此受到排挤，一生有两次被罢官，两次被放逐。六十二岁时当他看到楚国灭亡的局势已无可挽回了，于是投汨罗江自尽。
　　郭沫若对屈原一直很感兴趣，《女神》中就有诗剧《湘累》写屈原。这是因为屈原有高洁的操守及奔放、豪迈、热情的诗人气质，引起郭沫若感情的共鸣。抗战时期他又把屈原引入到自己的创作中，更全面更深入地刻画这个人物，赞颂他的精神，突出刻画了屈原的无私无畏的爱国品格。
　　《屈原》一剧是写屈原做楚怀王左徒时期的事情。剧中作者始终把屈原这个人物放到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进行刻画，用不断激化的戏剧冲突，把人物一步步推上矛盾的顶峰，使人物性格在矛盾高潮时得到最鲜明、最强烈的展现。
　　五幕剧中矛盾冲突是直线上升的：第一幕在屈原家，通过屈原写《橘颂》和他对宋玉的教诲表现屈原品格高洁、意志坚强、刚直不阿。屈原的这种品格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一种悲剧的性格。鲁迅先生认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突出屈原这种高贵品格就给后面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这一幕还点出张仪的出现，使楚王面临两种外交策略的选择，同时预示着屈原面临着两种命运。第二幕在后宫，通过南后派上官大夫靳尚买通张仪，设圈套陷害屈原，使戏剧冲突明朗化，悲剧已降临在屈原的身上。屈原面对这种意想不到的打击处于极度的悲愤之中，但他没有计较个人得失，而是告诫楚王要多替楚国人民着想，从国家大局着想，表现了屈原坚贞不移和满腔的爱国热忱。这是“橘颂”品格的具体化、形象化。第三幕屈原家，写令尹招来一群人造谣陷害，说屈原疯了，并为他招魂，大众受蒙骗，宋玉也开始动摇。众叛亲离，自己的举动不被理解，屈原的悲愤怒火要比前一幕更强烈。第四幕城外，戏剧冲突达到高潮，屈原离家跑到城外，碰到楚王、张仪、南后一行，矛盾冲突在双方面对面的情况下展开，戏剧冲突处于白热化状态。屈原虽受屈辱，但仍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代价进谏楚王，斥责张仪、南后的丑行，至此屈原爱国主义精神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同时屈原命运的悲剧性也更加深了。第五幕尾声，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命运，屈原无私无畏，更显出了他品格的高贵。第五幕写屈原压抑已久的悲愤情感的总爆发，这种强烈的情感鲜明地表现在“雷电颂”中，抒发摧毁黑暗世界，召唤光明未来的强烈感情。《屈原》全剧就是这样通过矛盾的不断激化，塑造出一个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有崇高的道德情操，无私无畏的爱国志士的形象，对抗战时期的中国来说其巨大的社会感召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屈原》的创作遵循了“失事（史实）求似（精神）”的史剧创作原则，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融合。屈原的形象，大致在精神上尊重历史的事实，无大出入，年代、主张、品格、遭遇都符合。但是事件的发展，人物的安排是作家自己的创造。如蝉娟，历史上无可靠的依据，但她对剧情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烘托了屈原的伟大人格。郭沫若的历史悲剧“体现出一种崇高的、英雄主义的悲壮美。”

《屈原》一剧表现得尤为强烈。郭沫若说“促进社会发展的方生力量尚未足够壮大，而拖延社会发展的将死力量也尚未十分衰弱，在这时候便有悲剧的诞生。”

屈原就是在一个悲剧的时代产生的具有震撼力的悲剧人物。《屈原》全剧始终笼罩着悲剧的气氛，但悲剧给人的感触不同。郭沫若所写的悲剧，不给人以凄惨之感，而给人以崇高、悲壮之感，使人看完后对悲剧人物的崇高精神产生一种敬仰之情。这样的悲剧使人在悲壮的情感中产生一种强烈的爱憎感情。所以说郭沫若的悲剧是真理的鼓舞，是生活信念的感召，体现了郭沫若悲剧创作的独特风格。
　　《屈原》一剧突出表现出诗和戏剧的结合，诗意浓郁，呈现出郭沫若式炽烈的抒情色彩，“橘颂”、“雷电颂”对刻画屈原形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雷电颂”中蕴蓄的是火山岩般灼热的情感，郭沫若借屈原的口喊出对一个悲剧时代愤怒的吼声：
　　屈原（向风及雷电）……
　　啊，这宇宙中的伟大的诗！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
　　啊，电！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呀！我的长剑是被人拔去了，但是你，你能拔去我有形的长剑，你不能拔去我无形的长剑呀。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虽然你劈它如同劈水一样，你抽掉了，它又合拢了来，但至少你能使那光明得到暂时间的一瞬的显现，哦，那多么灿烂的、多么眩目的光明呀！
　　……
　　把诗融入剧，既符合郭沫若的个性，也符合屈原的气质，这是一种艺术的融合，气韵生动，激情洋溢。
　　如果说郭沫若的历史剧表现出恢弘的气度，那么阳翰笙的史剧创作则显示出深度的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