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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郭沫若的激情史剧： 郭沫若先生既是一位激情浪漫的诗人，又是一位有学者风范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从新诗到诗剧，再到抗战时期的史剧创作，可以看出他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和诗人写剧的情感线索。郭沫若浪漫冲动的诗人性格，使他的历史剧创作观念异于他人，有独特的美学追求。他认为“写历史剧可用诗经的赋、比、兴来代表。准确的历史剧是赋的体裁，用古代的历史来反映今天的事实是比的体裁，并不完全根据事实，而是我们在对某一段历史的事迹或某一历史的人物，感到可喜可爱而加以同情，更随兴所至而写成的戏剧，就是兴。（我的《孔雀胆》与《屈原》2剧，就是在这个兴的条件下写成的）”。  郭沫若的史剧创作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能与个人、时代情感相通的历史情境，创造性地把古代精神反映到现代，创作出充满时代激情的历史悲剧。郭沫若一生写了十八个剧本，其中大多是历史剧。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有社会原因，也和他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丰富的想象力有直接关系。早期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卓文君》、《王昭君》、《聂嫈》）写于1923年至1925年间，基本主题是反封建的叛逆精神、个性解放的强烈情感和爱国主义思想。抗战时期六部历史剧中的四部《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写的都是战国时代的史事，刚好分别写出发生于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故事。战国是一个打破束缚的时代，也是一个产生悲剧的时代。反抗强权，伸张正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英勇悲壮，慷慨赴死，英雄辈出。在抗战时代激情的强烈触动下，郭沫若的诗情再度爆发，在古人的情感中找到共鸣，演绎出激情澎湃的历史诗剧。 《棠棣之花》（1937年9～10月间作），描写战国时代抗秦派和亲秦派的斗争，以主张联合，反对分裂为基本主题。作者既从大处着笔，写聂政纯真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热情和反抗暴政的正义力量；同时又从小处落墨，写了一群心中蕴蓄着正义、真情的看似平凡的小人物，除了聂嫈、春姑之外，还有酒家母、盲叟、卫士等等，表现了普通人的爱心与力量。 《屈原》（1942年1月作），塑造了忠于祖国和人民的伟大政治家和诗人屈原的形象，表现了爱国者和卖国者的斗争。 《虎符》（1942年2月作），取材于《史记·卫公子传》，写如姬窃虎符帮信陵君借兵救赵，反抗秦国侵略的故事。剧中信陵君宽厚爱人的君子风范，如姬为国为民为理想的慷慨 悲烈，以及魏太妃、平原君夫人、侯嬴等形象都塑造得真切感人。
《高渐离》（1942年6月作），取材于《史记·荆轲列传》中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的故事，揭露封建暴君的专制统治，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 《孔雀胆》（1942年秋作），取材于元朝史实，写的是元朝末年发生在云南大理的一个感人的故事。云南行省首领梁王的蒙古公主阿盖，在丈夫（大理总管段功）遭人陷害、暗杀后，为了爱，为了正义，不惜以身殉情，悲壮贞烈。全剧以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蕴含祈望民族团结的意愿。 《南冠草》（1943年作），写明末青年爱国诗人夏完淳反抗满清的异族侵略，以十七岁的年轻生命，壮烈殉国的故事。歌颂了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揭露现实中的汉奸卖国贼。 六部历史剧都以激情的诗意贯穿其中，《棠棣之花》以歌咏的形式表达情感，诗意浓郁；《屈原》的台词激情澎湃，气魄恢宏；《虎符》情景交融，意境高远；《高渐离》击筑对唱，慷慨悲歌；《孔雀胆》阿盖公主的辞世诗，凄美动人；《南冠草》才华横溢的少年诗人夏完淳慷慨赴死，惊天地，泣鬼神。 代表作《屈原》的创作，全面展示了郭沫若史剧艺术的风采。抗日战争发展到四十年代，特别是皖南事变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激烈，根据地被封锁，爱国志士被迫害，面对这样的时代气候，郭沫若深切地感受着时代的悲愤。正像“五四”时代孕育了《女神》一样，抗战时代又使郭沫若的创作激情二度喷发，用了几天的时间就写出了五幕历史剧《屈原》。就像作者自己所说：“我自己的本心在期待着：总有一天诗的发作又会来袭击我，我又要如冷静了的火山重新爆发起来。在那时候我要以英雄的格调来写英雄的行为”。 抗战这个激情的时代使郭沫若“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 写出了具有英雄品格、英雄行为，并和郭沫若自己的感情有强烈共鸣的屈原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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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悲剧与讽刺喜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