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中国诗歌会
　　作为革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革命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诗歌会诗人们的创作。中国诗歌会1932年9月在上海成立，是“左联”领导的一个群众性团体，也是我国第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革命诗歌团体。发起人有穆木天、杨骚、森堡（任钧）、蒲风等。1933年2月中国诗歌会机关刊物《新诗歌》创刊。在诗歌的内容上，中国诗歌会主张“捉住现实”，他们在诗歌会《缘起》中说：“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浴在急雨狂风里，许许多多的诗歌的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样的沉寂；一班人在闹着洋化，一班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把诗歌写的和大众距离十万八千里，是不能适应这伟大的时代的。”

在诗歌的形式上他们提倡大众歌调，把俗言俚语、民间小调运用到诗歌创作中去，提倡致力于大众合唱诗、朗诵诗、话剧以及一般大众诗歌的创作。
　　中国诗歌会还十分重视诗歌运动的组织工作，相继在广州、北平、青岛、湖州等地成立分会，其中有的分会还创办了刊物。中国诗歌会的成员蒲风、王亚平、林林等在日本东京还出版了《诗歌生活》。中国诗歌会是应合着时代的要求产生的，它为我国革命诗歌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蒲风是中国诗歌会中最活跃，创作数量也比较丰富的一位诗人。1936年他曾提出过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认为诗歌应像苏联的劳动英雄斯达哈诺夫一样的提高产量。蒲风的诗集有很多：《茫茫夜》、《生活》、《钢铁的歌唱》、《摇篮歌》、《抗战三部曲》、《黑陋的角落里》以及长诗《六月流火》、《可怜虫》等。
　　蒲风出身贫苦家庭，对农村的破产、农民的悲惨生活及其他们解放的愿望和斗争的要求有较深的体验。他又先后到过南洋、日本，对于帝国主义歧视和侮辱中国人民有切身的感受。他的诗歌创作集中表现了两类主题：一个是表现农村生活的动荡不安和农民的觉醒和斗争，如《茫茫夜》、《母亲》、《扑灯蛾》等。另一个是写民族危机的空前深重和人民抗日爱国热情的高涨。如《武装田地山河》、《我迎着风狂和雨暴》。

武装田地山河
	不要冷视了它们，让我们来武装田地山河；都会城市是田地山河的儿子，无条件地让它们也来共枕干戈。在那矮鬼的侵略蹂躏中，受痛苦的不光是你和我：在东北，在松沪，山河为了敌人的大炮，舰艇，飞机，曾日夜喘息；青青的田地，曾突的变作长长的战壕；省会，城市变成了废墟，商店，民房，学校烧起过烈火。 ──醒醒吧，为敌人而怒吼的不光是我们的心，我们要来武装都会和城市，我们更要武装一切田地和山河！
	1936年8月10日

　　蒲风的诗，笔力粗犷，节奏急促，具有雄劲、刚健的气势，呈现一种豪放的风格，但在感情的宣泄中忽略了形象的刻画和语言的锤炼。不过，他的诗作的出现，给当时的诗坛吹去了新鲜的空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诗歌会团结了一大批诗人，杨骚、穆木天、任钧、柳倩、王亚平，温流等都创作了各具特色的反映现实的作品。杨骚有诗集《记忆之都》、《受难者的短曲》、《春的感伤》，他的诗受旧诗词影响，但笔调清新。如《福建三唱》用形象的比喻，先写故乡之美再写日本侵略后的荒凉，宣传抗日。任钧写有诗集《战歌》、《冷热集》富有浓郁的战斗气息。如《十二月的行列》，描写抗日游行队伍。穆木天是亲历过“九一八”故土沦亡之苦的诗人，写有诗集《流亡者之歌》，诗中充满着亡国的悲痛和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控诉。如《奉天驿中》写“九?一八”后东北大地满目疮痍。《守堤者》控诉日军枪杀守堤者的暴行。《黄浦江舟中》触景生情，回忆故乡松花江。王亚平是中国诗歌会河北分会主要负责人，写有短诗集《都市的冬》、《海燕的歌》，长篇叙事诗《十二月的风》，他的诗明快、朴实，运用大众口语比较成功。如《两歌女》、《黄浦江》、《灯塔守者》。温流是广州分会主要负责人，有诗集《我们的堡》、《最后的吼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