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背面角度
  背面角度即从物体背后拍摄,在拍摄方向的四种角度中是一种较少被采用的角度,它往往能产生特别的效果,比较含蓄,给观众留下的联想、想象的空间比较大,可以引人思考。在我国的一

   
  图3-2-11《爱》
郭艳民摄
 
 
些文学作品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描写事物背影的作品,如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通过父亲爬铁道的背影激发了作者强烈的情感。
  背面角度往往会给观众带来很强的参与感、伴随感。它能将主体人物和他们所关注的对象表现在同一个画面上,观众可以看到主体人物面对的人和事,也就容易体会主体人物的所思所想。
  《爱》(图3-2-11)是作者于2006年中秋之夜在纽约街头拍摄的。那天晚上,“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作者难解思乡之情,于是,拿起相机到街上拍摄照片解闷儿,在曼哈顿42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交叉路口,恰好有这样一位先生手捧一盆蝴蝶兰等待过街。见他面对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静静捧着那盆洁白、美丽的兰花,作者不禁心有所动,不知他将把这盆兰花搬至何处?也不知他将会把它送与何人?只是,这鲜花肯定寄托着某位有心人、有情人的感情和爱恋,它终是不枉此生了。
  也许正是由于背面角度具有参与感、伴随感的特点,所以近些年来我国电视纪实节目的拍摄方法往往采用“跟拍法”,即跟在主要对象或记者的背后去拍摄,由主要被摄对象或记者带领着摄像机进入到所拍摄的事件、场景当中去,摄像机镜头成为观众的眼睛,这样主体人物或记者面对什么东西,观众也会面对什么东西,有一种层层深入、探求未知的效果。
  在某些理论文章当中,我们看到有人提出纪实摄影的主要方法就是“跟随跟随再跟随”,纪实摄影就要“提前早开机、中间不停机、拍完了晚关机”。我们认为,“跟拍法”有它一定的作用,是纪实摄影的一种重要方法,同时,“跟拍法”也有自身的一些不足之处,决不应将其看作纪实摄影的唯一方法。目前的电视节目制作,越来越强调制作的精良,强调前期的策划、设计、控制,强调制作成本的核算,简单的“跟拍法”所带来的随机性、大片比、画面景别变化少、声画质量差等缺点显得越加突出。应将“跟拍法”与设计拍摄相结合,并且将“跟拍”纳入整个节目的前期策划之中,“跟拍”应该成为精彩“瞬间”和完美“过程”的记录方式,而不应用来展示拖沓冗长的“流程”和“拼凑”、“填充”节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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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2-12电影《有话好好说》截图,摄影:吕乐  
 
  近年来,影视制作在美学观念和制作方法上相互影响,电视制作不仅借鉴电影制作的经验,电影制作也吸收电视制作的一些方法,有理论工作者甚至提出了“影视合流”的说法。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有话好好说》就借鉴了电视纪实节目的拍摄方法,主要采用手持机拍摄的方式,运用斯坦尼康稳定器作为运动摄影的主要辅助工具,目的就是为了追求一种纪实的效果。这部作品的某些段落也运用了电视摄影中常用的“跟拍法”,摄影机随着主人公去寻找、去追逐。
  背面角度往往具有一定的悬念效果。事物的背面往往只能提供该事物的一小部分特征,当人们对一个事物的背面发生兴趣的时候,根据人的正常心理反应,也就会更加企盼知道它的正面的状况,从而全面的把握一个事物,这种期盼心理往往被创作者用来设计矛盾冲突和推进情节发展,往往会形成“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戏剧效果。这一点在电影里面的侦破片中体现比较明显,如某犯罪分子每次出来作案,画面上都是出现他的背影,到最后,谜底揭开,出现其正面,观众往往会大吃一惊,原来竟是被大家认为最老

   
  图3-2-13《笛子独奏》
彼得·罗斯拍摄
 
 
实的人。
  背面角度具有借实写意的效果,而且立意深刻,它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事物背影的具象,但画面却往往是表达画外之意。德国作者彼得·罗斯拍摄的《笛子独奏》,画面中让人看到的只是一个女子吹笛子的背影和她对面的蓝色乐谱,但画面让人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悠扬的笛声和美妙的音乐。(图3-2-13《笛子独奏》,彼得·罗斯拍摄)
在背面角度中,人物或事物的神情、细节降到次要地位,姿态、轮廓

   
  图3-2-14
《60年代的诞生》
 
 
变为刻画人物或事物的主要语言,要注意背影的传情写意,着意刻画人物的姿态、轮廓,并选择提炼典型线条。
  曾获1962年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的《60年代的诞生》,表现1961年4月22日新上任的美国总统肯尼迪面临国内外的困难形势,去向已经卸任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寻求帮助,开完记者招待会后,两个人步履沉重的并肩走在小路上, 从两个人背影的姿态轮廓可以看到两个人心情沉重,正在考虑重大的决策问题。肯尼迪与艾森豪威尔会谈之后,制定了一系列美国当时的对内、对外政策,影响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格局的产生。(图3-2-14《60年代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