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也好，沟通也罢，与不同国籍不同种族不同地位不同性格的名人打交道，这一关，邓伟闯过来了。拍摄对人类作出过杰出贡献的著名人物，并不是邓伟的创举，曼-雷、尤素福-卡什、菲力普-哈尔斯曼、阿诺德-纽曼和伊文-佩恩等摄影家都曾以拍摄名人而著称，但邓伟是这一领域中唯一的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而且是一位在经济上完全靠自助的方式来完成这一宏伟目标的中国人，这恐怕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在这个计划实施之前和拍摄过程之中，邓伟没有申请过任何形式的援助，完全靠打工挣来的钱维持，就是在他出了成果之后，别人要给予支助，他也谢绝了。生活在异国他乡，生活得再苦再累，都不要紧，因为在他心中有一个永不言败的坚定信念。

　　“和平、友谊、进步”是邓伟所要表现的世界性主题，意在通过对在世界范围内为人类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进行采访和拍摄，以期出版一本包括图片、日记和名人见解的书，拍摄名人肖像是这个工程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英国伦敦南丁格尔路的一间小屋里，他苦苦地等待着总是难以回收的佳音，一封封携带着诚挚愿望的信件发出去了，如泥牛入海。伦敦的午夜，密密的细雨中，在洗衣店熨了十几个小时衣服的邓伟疲惫地走在回寓所的路上，有几次他索性站住了，任凭雨水在他的额上脸上流淌。

　　只要是真火山，迟早会有喷发的那一天。“1990年来到伦敦，已一年有余，依然与名人咫尺天涯。情急之下，便想到了要以东方的方式，先叩开东方名人之门。”于是，邓伟首先叩开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府第的大门。“拿信上门邀大人物拍照”，邓伟做成了。这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随后，邓伟的世界名人摄影事业才开始真正走上了顺利的道路。

　　邓伟的世界名人摄影作品与日记、采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三部分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是迄今为止的一大创举，之前还没有哪一个人象邓伟那样做得如此完备如此到位。显然，邓伟的所作早已超出了摄影的范畴。然而，单就摄影而言，邓伟做得就已非常完美。加拿大著名摄影家尤素福 -卡什在评价邓伟拍摄的以色列总理拉宾的照片时说：“你拍的拉宾，从道具橄榄枝上的和平鸽到人物的眼神、手势，都在显示着你的感觉、想象力和控制力。”

　　当然，邓伟的摄影有着自身的显著特点：

　　邓伟的摄影，从发表的情况看，大多以人物为主。他本人也明确表示，兴趣在人。他的拍摄对象大多为有人性深度的、有性格内涵的人，尤其是对人类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人物造型一律为精心设计的静态造型，庄重凝炼，情绪饱满，富有一种典雅的雕塑感，于宁静中散发出内在生命的律动。邓伟拍摄的女雕塑家伊丽莎白 -弗林克，雨天凝重的光效调子更加重了雕塑的“量感”，而邓伟在造型上显然则是有意识地让雕塑家成为邓伟照片中的另外一尊雕像。其实，在拍摄每一位名人之前，邓伟都已对该人物作了详细的研究，他总是在大量搜集有关被摄人员的文字、图片与音像资料，以便能保证在那极短的时间内，对人物真实个性作出判断与选择。可以说，邓伟的现场洞察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前期的精心准备。在拍摄建筑大师贝聿铭时，邓伟事先已掌握了大量资料。本来邓伟想让他坐着拍摄，但老人坚持说自己还年轻，于是邓伟突发奇想，让老人双手搭在椅背上眼望着窗外的建筑群。显然，这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姿势，而且在画面的处理上也更富于建筑艺术所特有的感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个点睛之笔的小道具──支建筑师常用的红铅笔，则是贝老的构思，它胜过了许许多多的设计图，邓伟欣然采纳了老人的建议。一般情况下，邓伟还是比较尊重拍摄者自己的意愿，并尽可能记录下人物自然流露出来的姿态与神情。但有时，邓伟也主动去影响他的被摄者，设法调动被摄人物的情绪。在拍摄拉宾时，除光线、背景和道具被精心组织以外，邓伟发现拉宾实在太疲惫了，他想法子让拉宾振作起来，于是便大吼一声：“你昔日驰骋疆场的军人风采哪里去了？”这下十分奏效，“拉宾被我横飞出来的吼声刺激得亢奋起来，脸上的肌肉忽然收紧，血冲向眼睛，凝视着窗外，脸色更加酡红。我很快拍完了12张彩色片，容不得换位置、找角度，又拍完了一卷黑白片。拉宾挺直身板，站在原处一动未动。”与所有的肖像艺术家一样，邓伟非常注重被摄人物眼睛里所流露出来的东西。在“古堡酒店”拍摄尤素福-卡什，他们一见如故，卡什动情地说：“你象我的儿子，你给我带来了太阳。”他“两手合掌，两拇指、食指合拢作一个‘八'字”。邓伟本能地转到他的侧面，近距离拍下了那眼睛里的“无边慈爱、智慧和自信”